【武汉访友之二】随州博物馆

看过曾侯乙墓，很快就到了随州博物馆的北门。

北门进院，绕道南门进馆。

博物馆周围的花坛、草坪立有好多廉政方面的碑石，这里还应该是随州市的廉政公园。

博物馆背西朝东，前面就是擂鼓墩大道，正对着的是清河路，跨过涢水。
博物馆建设背靠擂鼓墩，设计主体为一个主馆和两个副馆，园林式布局，采用楚国建筑“一台”、“殿”、“多台”组成的风格，外形主要体现“楚城”和“编钟”特色。同时，它又是一座设备条件较为先进的现代博览建筑。

沿着梯形台阶，进入一层主馆是一个大序厅和休息厅，往里走是一个面积为1100多平方米的陈列厅，陈列厅的后面是办公区和库房；陈列厅的左右两边分别为一个面积600余平方米的展厅；南、北两个副馆主要设计为面积1000多平方米的展厅和编钟演艺厅。博物馆的主馆第二层主要是三个展厅和两个小珍品馆，面积达1500多平方米。

随州古称"汉东之国"，其“随”字最早出于西周“汉东之国随为大”，当时随国为一诸侯国，附庸在楚国之下，附近有陈国、蔡国、唐国等。自西周后，“随”这一古地名得以流传下来。隋文帝杨坚曾在此封地，隋朝亦因随州而命名。

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随州，历史名人上古有炎帝神农；春秋有季梁、随侯；战国有曾侯乙；唐时有胡紫阳等；随州城西擂鼓墩出土的战国早期大型成套系列编钟(打击乐器)，更惊艳世界，被誉为“世界第八大奇迹”。

馆内现有《通史陈列展》、《擂鼓墩二号墓出土文物展》、《名人名家书画展》、《随州市公安局追缴文物展》等专题陈列。

曾侯乙墓是战国早期曾侯乙的一座墓葬，位于湖北随州城西两公里的擂鼓墩东团坡上。曾侯乙墓呈“卜”字形，墓坑开凿于红砾岩中，为多边形岩坑竖穴木椁墓。无墓道，南北向，墓坑南北长16.5米，东西宽21米，深13米，面积为220平方米。

此曾国与史书中的姬姓随国一国两名，始祖为赫赫有名的周朝开国大将军南宫适（括）。曾国是西周初期周天子分封镇守南方的重要邦国。

墓中随葬以九鼎八簋（guǐ，音轨）和编钟、编磐为主的礼乐器，遵守了周代诸侯的身份，九鼎八簋应为天子使用，诸侯应使用七鼎六簋，反映出先秦社会严格的礼乐制度在后期已经出现裂缝，以及人们对天地、神明和祖先的敬畏。十二律俱全的64件青铜双音编钟（不包括楚王所送镈钟）、玲珑剔透的尊盘和完整地书写二十八宿（xiù，音秀）名称的衣箱等，体现了先秦时期中国在艺术、技术、天文等方面的极高成就。其中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。

青铜冰鉴。这是古代用以冰（温）酒的器具，通高61.5厘米、边长62厘米、重170公斤。它由内外两件器物构成；外部为鉴，鉴内置一尊缶。鉴与尊缶之间有较大的空隙，夏天可以放入冰块，冬天则贮存温水，尊缶内盛酒，这样就可以喝到“冬暖夏凉”的酒。

鉴和尊缶均饰以变形蟠螭纹、勾连纹和蕉叶纹等，并均有“曾侯乙作持用终”铭文。此器结构复杂，造型奇特，工艺精湛，是一件具有特殊用途的大型酒具。同时出土两件，造型、纹饰、大小均同。

尊缶为古代盛酒器，通高124.5厘米、口径48.4厘米、足径69厘米，重327.5千克。这件大尊缶是目前所知我国先秦酒器中最大、最重的一件，堪称“酒器之王”。它不但拥有足以傲视同类的巨大体型，而且在纹饰上也极尽精美，器表由细密复杂的涡纹、重环纹、蟠螭纹、綯纹、雷纹、蕉叶纹、带纹、蟠蛇纹等构成，花纹花式统一，线条整齐划一。大尊缶出土时，里面还存有酒液。历经二千四百多年没有泄漏，可见缶的密封性之好。这件大尊缶不仅为我们了解曾国的人文历史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，而且也让人感受到了当时贵族的豪饮之风。

联禁铜壶。壶为敞口，厚方唇，长颈，圆鼓腹，圈足。左壶通高99厘米、口径33.8厘米、盖罩径53厘米、底径40.6厘米、重106公斤；右壶通高99厘米、口径32.6厘米、盖罩径53厘米、底径40.6厘米、重99公斤，铜禁长117.5厘米、宽53.4厘米、高13.2厘米、重35.2公斤。壶盖有衔环蛇形钮，盖外沿套装勾连纹的镂孔盖罩。壶颈两侧各有一攀附拱屈的龙形耳。器身饰蟠螭纹和内填蟠螭纹的蕉叶纹等。两壶内壁均铸有“曾侯乙作持用终”铭文。

禁面有两个并列的中空圆圈，以承放大壶圈足。禁的长边各有二兽足。兽口部和前肢衔托禁板，后足蹬地。禁面和侧面均饰蟠螭等纹饰。

铜禁出土不多，迄今为止国内外仅见4件。在湖北省是首次发现。

中间，彩漆木雕鸳鸯形盒，既是一件可作实用的器具，更是一件精巧的艺术品，出自西室陪葬棺，应是其中一位陪葬女的心爱之物。器物的腹部两侧分别绘有撞钟与击鼓舞蹈图案，是反映中国古代音乐舞蹈及绘画艺术的罕见的材料。

左侧，彩漆木雕龙凤纹盖豆。食器。盛放腌菜、肉酱等调味品的器皿。这两边把手很显雕工。

尊盘。尊高33.1厘米，口径25厘米，盘高24厘米，宽57.6厘米，深12厘米。

尊敞口，呈喇叭状，宽厚的外沿翻折，下垂，上饰玲珑剔透的蟠虺透空花纹，形似朵朵云彩上下叠置。尊颈部饰蕉叶形蟠虺纹，蕉叶向上舒展，与颈顶微微外张的弧线相搭配，和谐又统一。在尊颈与腹之间加饰四条圆雕豹形伏兽，躯体由透雕的蟠螭纹构成，兽沿尊颈向上攀爬，回首吐舌，长舌垂卷如钩。尊腹、高足皆饰细密的蟠虺纹，其上加饰高浮雕虬龙四条，层次丰富，主次分明。盘直壁平底，四龙形蹄足口沿上附有四只方耳，皆饰蟠虺纹，与尊口风格相同。四耳下各有两条扁形镂空夔龙，龙首下垂。四龙之间各有一圆雕式蟠龙，首伏于口沿，与盘腹蟠虺纹相互呼应，从而突破了满饰蟠螭纹常有的滞塞、僵硬感。出土时尊置于盘内，两件器物放在一起浑然一体。

尊是盛酒器，盘一般作水器用，二者合为一器，尊内盛掺有香草汁的酒，祭祀时酌以献尸，宾礼时酌以饮客。整套器物纹饰繁缛，穷极富丽，其精巧达到先秦青铜器的极点。尤其是器上镂空装饰，透视有若干层次，系用失蜡法铸造，即先用蜡做模，模外做范，加热烘烤使蜡模融化流失，使整个铸件模型变成一个空壳，再将青铜溶液浇灌至空壳内，就可铸成所需的器物。这一发现，证实了在二千四百年前的战国早期，中国的失蜡法铸造技术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准。尊和盘均铸有“曾候乙作持用终”铭文。

曾侯乙墓的北室是兵器库及车马室，出土兵器数量之多，品种之繁，也反映了墓主人的不凡身份。兵器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殳。对于殳，历代典籍多有记载，可惜都比较简略。历经千载岁月，沧海桑田，后世竟然未有先秦“殳”的实物或图形传世，使得后人难以知道它的真面目。殳，有的史书上也称作“杵”或“杖”，是先秦时代一种木或竹制成的长柄兵器，不但可用于防身自卫，还可用于装备军队战车。一般认为殳是由原始社会中狩猎用的竹木棍棒发展而成。

《尚书·武成》中有“血流漂杵”，“杵”就是商代士兵所使用的殳，那时的殳一般是用一根坚实的木棒制成。周朝把殳列入“车之五兵”之一，是用于实战的兵器。        秦始皇统一天下，秦军所向披靡，拥有数量庞大、质量精良的兵器。然而此时作为车战“五兵”之一的殳，其功用却悄然退化。从秦始皇兵马俑坑中出土的殳来看，全都是以青铜圆筒套的无锋刃的仪仗器。汉承秦制，在汉代的仪仗中，殳被称作“金吾”，铜制套头，两头镀金，御史大夫、司隶校尉等常常“执金吾”夹侍拱卫皇帝。汉代以后，随着车战淡出历史舞台，殳也悄然湮没。作为兵器的殳有没有刃呢？

曾侯乙墓出土了多件带铭文的实战与礼仪用的殳，锐殳7件，晋殳14件。其中3件锐殳刃部较长，顶端有锋，呈三棱矛状，并在锋后装有带尖刺的铜箍，一侧刃上铸篆书“曾侯越之用殳”，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出土自铭为“殳”的兵器，真正彻底解开了殳的形制之谜。晋殳两端无刃，仅有铜套。两种兵器的杆均为积竹木，以八棱形木杆为芯，每个棱面贴宽约1厘米左右的竹片，外面密缠丝线、革带、藤皮，表面髹以红漆或黑漆。

笙是自古至今沿用着的一种管乐器，《诗经·小雅·鹿鸣》曰：“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苹；我有嘉宾，鼓瑟吹笙。”可见笙与瑟是经常配合使用的乐器。曾侯乙墓出土的笙，可以分为十二簧、十四簧、十八簧3种，均用匏斗、芦竹笙管、芦竹簧片制成。笙簧因音频高低而大小不一，框与舌间的缝隙细如发丝，做工十分精细。经专家试奏，其声音婉转低回，古朴典雅，细腻迷人。战国至秦汉之际，盛行“竽瑟之乐”，曾侯自然也不例外。不过，曾侯乙墓出土的瑟，其弦已腐朽，但瑟身依然保存完好，长167.3厘米，首宽42.2厘米，尾宽38.5厘米。瑟首端有1个长岳山，尾端有3个短岳山，张弦25根，另有木质瑟柱置于弦下。从其仿制品的演奏中，可品味其原有的浓郁韵味。

编磬。青铜错金磬架，通高109厘米、宽215厘米，由一对圆雕怪兽及其头上插附的立柱为虡，两根圆杆作横梁，呈单面双层结构。兽顶插附的立柱从腰、顶两处与横梁榫接。横梁底等距焊铸铜环，以串钩挂磬。磬架施线条流畅的错金云纹。青铜错金磬架，其磬架之精美、磬块之众多、编悬之明确、配件之完备，在考古发现的乐器中独一无二。

32块磬系用石灰石或大理石磨成，形若倨句，大小有异，分为两层四组。一磬虡兽舌上有“曾侯乙作持用终”铭文。磬上刻有（其中有少量为墨书）编号和乐律铭文，计708字，意与曾候乙编钟铭辞相通。经复原研究，知其音域跨三个八度，十二半音齐备。音色清脆，独具特色。同出有铭磬匣3具，彩绘磬槌两件。演奏时，需由1人双手执磬槌，跽地而击。

曾侯乙青铜编钟，可谓中国古代的钢琴，乐器中的王者。组成部分众多，音色优美，每个编钟上的细节，精细到让人吃惊。编钟是我国古代最庞大的乐器，共64件，分三层悬挂在满饰彩绘花纹的铜木结构的钟架上，每层的立柱是一个青铜佩剑武士。它们的形体和重量是上层最小，中层次之，下层最大。总重量在2500公斤以上。

距今2410余年，虽然2000多年过去，但是乐器本身的魅力并未消退，它音域宽广，有五个八度，比现代钢琴只少一个八度。钟的音色优美，音质纯正，基调与现代的C大调相同。考古工作者与文艺工作者合作探索，用此钟演奏出各种中外名曲，无不惊叹音色优美，可以演奏中外各种乐曲，另世界音乐界震惊，也是世界音乐史上的一大奇迹。

它很高调的奏响过四次：

第一次奏响：1978年。曾侯乙编钟出土后，文化部的音乐家赶到随州，对全套编钟逐个测音。1978年8月1日，沉寂了2400多年的曾侯乙编钟，重新向世人发出了它那浪漫的千古绝响。编钟演奏以《东方红》为开篇，接着是古曲《楚殇》、外国名曲《一路平安》、民族歌曲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》，最后以《国际歌》的乐曲为落幕。

第二次奏响：1984年中国成立35周年。改革开放使中国大地迸发出勃勃生机，1984年，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，邓小平天安门广场阅兵，省博物馆演奏人员被特批随编钟进京，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，为各国驻华大使演奏了中国古曲《春江花月夜》和创作曲目《楚殇》以及《欢乐颂》等中外名曲。

第三次奏响：1997年香港回归。1997年香港回归，在中英政府举行的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现场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嘉宾，欣赏了由音乐家谭盾创作并指挥、用湖北的曾侯乙编钟(复制件)演奏的大型交响曲《交响曲1997：天地人》，雄浑深沉的乐声，激荡人心，震撼寰宇。

第四次奏响：2008年奥运会颁奖乐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颁奖音乐被称作“金玉齐声”，由古编钟原声和玉磬的声音交融产生，以形成“金声玉振”的宏大效果，与奥运会“金玉良缘”的设计理念一致。

《通史陈列展》展出了随州古代文明发展全貌。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和陶器。

透露出开创历史的艰辛；商周青铜器品种齐全，铭文丰富，被誉为“青铜器王国”，其发展演变则显示出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。特别是曾国青铜器群，为研究曾国文化及曾、楚关系，提供了重要实物史料。战国菱形勾连云纹铜敦之精美，为国内已出土铜敦之首。东汉胡人陶俑再现了民族大融合，隋唐金银器说明了王朝的空前繁荣。元明清瓷器精品流光溢彩。

玉器。

炎帝，姜姓，连山氏（烈山氏），因善火耕而号神农氏，因以火德王，故称炎帝，是中国汉族传说中上古时代的天下共主，年代早于黄帝，炎帝部落从少典氏及有蟜氏派生出来。从神农起姜姓部落共有九代炎帝，神农生帝魁，魁生帝承，承生帝明，明生帝直，直生帝氂，氂生帝哀，哀生帝克，克生帝榆罔，传位五百三十年。

相传炎帝牛首人身，他亲尝百草，发展用草药治病；他发明刀耕火种创造了两种翻土农具，教民垦荒种植粮食作物；他还领导部落人民制造出了饮食用的陶器和炊具。传说炎帝部落后来和黄帝部落结盟，共同击败了蚩尤。

华人（不仅汉族）自称炎黄子孙，将炎帝与黄帝共同尊奉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，成为中华民族团结、奋斗的精神动力。

炎帝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：制耒耜，种五谷，奠定了农工基础；立市廛，首辟市场；治麻为布，民着衣裳；作五弦琴，以乐百姓；削木为弓，以威天下；

制作陶器，改善生活。

在陶器发明前，人们加工处理食物，只能用火烧烤，有了陶器，人们对食物可以进行蒸煮加工，还可以贮存物品，酿酒，消毒。陶器的使用，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，对人类的饮食卫生和医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制陶工艺逐渐从简单的形状向美观、大方的方向发展，这也带动了社会向新的发展方向前进。

在考古中，属于炎帝神农时期文化的随州冷坡垭遗址、西花园遗址、枣阳雕龙碑遗址，出土了大的陶器。其中以夹砂黑陶和夹砂灰陶为主，泥质黑陶、灰陶、夹砂粗红陶次之，泥质红陶较少，泥质白陶最少。除少量的素面陶外，纹饰有篮纹、附加堆纹、凹凸弦纹、方格纹、镂孔刻划纹、绳纹、叶脉纹和少量的彩陶等。器形有鼎、罐、厚胎喇叭形红陶环、陶纺轮、碗、盆、圈足盘、器盖、瓮、尖底缸、长颈壶、四足方鼎等，这一发现对我们研究当时的制陶文化，提供了有利的参考。说明当人们已经掌握制陶技术，且陶器被人们广泛使用。

1990年4月，湖北随州市正在修建老人活动中心，工人在挖地基时，竟从泥土中发现大量的陶制碎片，但他们并未过多关注，而是继续赶工发掘，直到一位年轻的工人挖出陶制工具，他们才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儿。

施工队长看到陶制碎片和陶制工具，他怀疑工地下有古墓，连忙将消息上报给当地的文物管理局。专家赶到现场后，对现场情况进行具体的考察，并确定该地确实存在古墓。

古墓已遭到破坏，专家们决定对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。经过半个多月的清理后，专家们在古墓中出土了不少的陶制用具，根据这些用具的特点，专家们确定古墓建于东汉时期。

清理任务即将完成时，一位年轻的专家却在1号砖室墓的腐朽物中，发现一件“奇怪”的陶俑，它竟呈现跪式，头上还带着武士帽，表情有些生气的样子，导致八字胡子外翘，双手放在胸前，举着一把小斧子。从陶俑眼睛深凹的整体造型上看，我们便能确定，该陶俑是胡人。

古墓中出土胡人陶俑并不奇怪，但这个陶俑的背后竟用隶书刻了六个字——“此人皆食大仓”。 专家们看到六个神秘的字，经过研究，最终确定跪式陶俑的用途，该陶俑是守护粮仓的。

在东汉时期，随州属于南阳郡，这里辖区广阔，人口众多，气候非常利于耕种农作物。当地的农民为减少洪涝灾害，还修建了水利工程，并充分利用地形和河流的特点，进行打井灌溉。正因如此，南阳郡的粮食产量屡创新高，成为两汉时期的“农业大郡”。众所周知，汉代的粮食丰收后，会统一放入粮仓，并由专门人士进行看管。汉人应聘看管粮仓的职位很正常，但为何胡人也会赶来凑热闹。

在两汉时期的石像、画像砖、壁画等物品中，我们经常会看到胡人图像，这就意味着汉代注重对外文化交流，并具有兼收并蓄的包容性。而胡人跪式陶俑便证明，胡人来到汉朝打工，并被善意接纳的一种社会现象。

但随州发现的古墓并不是粮仓，为何墓主要将守粮仓的胡人俑当随葬品呢？

根据相关资料记载，在汉代，雇佣胡人所需的工资比较高，而能用胡人看守的粮仓，必定是大粮仓，小粮仓没有雄厚的经济条件，能够让胡人为其守门。当时东汉的王公贵族去世后，会在墓内存放粮食，也就是修建一个冥仓，而他们用胡人陶俑守仓，主要的目的是说明墓内有大粮仓，用以彰显出自己的身份与地位。

“生前享受，死后显摆。”墓主在墓内设置粮仓，并放入胡人俑为自己看守，他希望自己在地下享用不尽，永远富足。这样的行为也侧面说明奢华墓葬，逐渐开始流行，而这种奢侈的风气开始盛行后，汉代怎能不走下坡路，又怎么能不覆亡呢……

画像砖起源于战国时期，盛行于两汉，多在墓室中构成壁画，有的则用在宫室建筑上。画像砖主要用木模压印然后经火烧制成，也有的是在砖上刻出纹饰。画面的表现形式有浅浮雕、阴刻线条和凸刻线条。有的上面还有红、绿、白等颜色。多数画像砖为一砖一个画面，也有一砖为上下两个画面的。画面内容非常丰富，有表现劳动生产的，如播种、收割、舂米、酿造、盐井、桑园放牧等，有描绘社会风俗的如宴乐、杂技、舞蹈等，有神话故事如西王母、月宫等，还有表现统治阶级车马出行的。因此，它们不仅是美术作品，也是记录当时社会生产、生活的实物资料。

西汉早期，这种画像空心砖墓在今河南地区迅速发展，并在西汉中期影响到今晋南、冀南、鄂北、皖北和鲁西等周边地区。西汉晚期到东汉末是画像砖艺术的繁荣期。从西汉晚期起，画像砖墓开始摆脱了呆板的箱式结构，迅速向居室化发展，画像砖也摆脱了空心砖的旧模式，向多形化发展。东汉时期，画像砖艺术发展到巅峰，画像砖墓的分布范围扩大到西至甘青，东到海滨，南起云贵，北达大漠的广阔区域，并形成了以今河南地区和四川、重庆地区为代表的两大中心分布区，其中四川、重庆地区的画像砖持续繁荣到蜀汉时期。东汉时期的画像砖已经扬弃了图案化的构图，而以有完整画面的方形、长方形、条形的实心砖作为主要载体。

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唐代画家张萱的画作。原作已佚，现存的是宋代摹本，绢本设色，因金章宗完颜璟判断失误而题为宋徽宗摹本，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。

此图描绘的是天宝十一年（752年），再现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的三姊虢国夫人及其眷从盛装出游，“道路为（之）耻骇”的典型环境。

张萱，盛唐画家，京兆（长安，今西安）人，擅长人物画，尤工仕女、婴儿画。有时亦画贵公子、鞍马屏障，对亭台、林木、花鸟，皆穷其妙。可见张萱是一位很有才能的画家。特别是所画仕女，丰颐厚体的形象，开盛唐“曲眉丰颊”的画风。线条的运用，则从周密中脱胎出来，加以提炼，简劲而流动。赋色艳丽而不芜杂，鲜明而不单调。张萱、是唐代最具盛名的仕女画大家，驰誉丹青。

参观完毕，驱车直奔武汉，已约好同学在那里等着，最主要的目的是看黄鹤楼。

第一次见到故意建倾倒的高架桥。

安陆服务区吃盒方便面。

李白在安陆。咋一看把陆安当成了人名，成了“陆安在……”

福银高速两侧红、白两色夹竹桃开得正艳。

长江日报社。

过武汉长江大桥，我们到了江南。

进入武汉市区。

下午去看黄鹤楼。